木兰栏

网络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躺在草坪上，幕天席地，手上依然拿着两样东西：钥匙和手机。

我厌恶这种东西，正如我厌恶嘈杂和各种作秀。我想我本能地抗拒机器、技术、复制。复制是无穷的，也是短暂的。可我喜欢选秀节目，喜欢无厘头电影，喜欢各种简装版男人，总之喜欢各种三俗。在三俗的时候，我从不过问价值。

于是这两样东西是可以并存的——嘈杂与静谧、复制与独一无二、刹那与永恒。但是，刹那并不是永恒，它只是我对死亡的崇拜而已，可我还得活着，于是必须有希望，必须追求永恒。是这样吗？这就是生与死的关系吗？

好安静啊！草坪好软，湿漉漉的露水浸透了衣背。我小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不吟诗，不作对，幕天席地只是为了从池塘里抓几只青蛙出来，然后拿到生物课上去解剖；或者是猫手猫脚爬到人家农民的暖棚里把人家遮在蔬菜上的白色罩子戳一个个洞。彼时狂热爱抓萤火虫，哪里管得着天上的光。

后来有一次我看到很美的天空，是在大连。我们跑到番薯家捣乱，在海边夜宿露营，十来个人趴在躺椅上，围着将熄的火堆缩着脖子取暖，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后来冻得连声音都在发抖。小朱最早熬不住，就回到帐篷里睡去了。天黑得越发沉重。海水在唱低回婉转的歌，一轮明月孤悬中天，倒映在迷蒙的眼波流转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后来实在撑不住，都爬到帐篷里睡去了，一个小小的帐篷里趴了七八个人。早上起来还为了账单的事情跟海滩管理处扯皮了一通，后来地头蛇番薯轻松搞定，大家屁颠屁颠回去了。

我现在看着同样浩瀚的星空，便知何为漏船载酒，天意冥冥。如果夜观星象真的能够预测凶吉，那我大概是最廉价不靠谱的神棍。

我不禁开始狂想，此时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正准备买一颗恒星送给我。我发誓我不会把他的脑子切下来送到外太空去流浪，但我不知道到了那一刻是否能做到。就像别人问程心，你会不会把你的母亲卖去当妓女，她很惶恐地说不会，但其实她不知道。我们在人生中面临的每一个困局，都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做什么。

是那些不可能做的，而不是那些能做的事，雕琢出每个人的人形。但这绝不代表胜利。命运最后会告诉你，你面前的机关按钮，你可以随便按哪一个，但无论你按哪一个，通向的都是黑暗森林。怀疑不信是这个森林的法则。我不想承认这些，可是当我躺在这里，和一切都无关，和天上的星星对话的时候，它问我，你相信什么？我竟是回答不出来的。际遇也许没有改变我对自己的看法，却无疑纠正了我对世界的态度，我曾经很用力地试图防止向着悲观主义过度滑坡，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懦弱。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决心不再做坚强的小狗。我向好心人说拜拜。

但我习惯于追求那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乐此不疲得。就像我现在明白了，刹那才是生，永恒却是死；流动才是生，静止却是死。原来人们信上帝，是因为活得不耐烦。原来“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但这不妨碍我去想，其实永恒才是流动的，刹那才是静止的。如何对待时间的矛盾、空间的矛盾，是一切伦理的基础。关照什么，便生出怎样的道德。可是你想想光年这个概念，时间与空间岂非一回事吗？我此刻抬头看到的星光，是它在几百年前发出的，穿越过宇宙的空间，带着时间的记忆芯片，来到地球。我们看到的它，是时间与空间共同的倾诉。

所以，人是历史的总和，是社会的总和，就算我死了，入土为安了，挫骨扬灰了，它依然带着这些总和，活在活人的话语里，为人类的伦理殿堂添砖加瓦。人们总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哪里来的逝者与继者呢？时间哪里能过去呢？记忆哪里能抛撒呢？它潜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像一颗孤独的星球，带着几百年前发出的光，历尽劫波，带着丰盈的信息，毫无目标地在星际间远航。对于那些光来说，它的母体是过去的，地球是未来的，那么它自己是什么呢？你信不信这束光来到地球的时候，是多么不知所措。光，是恒星对地球的殖民呢，还是移民？

星空啊，我日复一日地与你相遇，从不相识到相识，你想说于我听的，有什么不同吗？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正在过去，因为光已经启程了，可它到达你这里，还有漫长的路程。

99年的时候，我上西祠，那个时候每天挂在西祠上，就像现在每天挂在微博上一样。那个时候被加酷很开心，被置顶很开心，如果上了胡同口，那更开心，而最开心的是，左下方的红色“你有留言”亮了，发出优雅的音乐声。

现在想来，西祠的好处是，水分少，养分多；坏处是，缺乏自我的呈现，得有个个人主页才行。那个时候有个“后窗看电影”的论坛。这简直是豆瓣的前身，豆瓣的好处是人们可以群聚在某一特定电影的议题下，而不是分散在论坛的各个角落。针对性更强，效率更高。有了豆瓣，后窗看电影基本上寿终正寝了。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记者的家，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微博，锐思相当于长微博，只不过有了微博后，愿意写长微博的人也渐渐少了。能偷懒的时候，人绝不勤快。连我自己都不能免俗，有了微博后，博客便写得少了。哦，博客是论坛的儿子。由于论坛的众生相，缺乏自我，于是便有了博客。04年的时候，博客很红火，OMP805人手一个博客，每天写得很high。

写博客的有两种，一种是记录个心情，骂个娘，跟认识的人分享一下，大家来留个言，乐呵乐呵，这种功能基本上现在完全被微博取代了。还有一种功能是记录、表达、思考、写作，这种功能被微博破坏了，因为方便使人懒惰、社交阻人思考。

于是我也社交上了。有一阵我上开心网，觉得特烦，出来一个页面，follow了10个人，10个人都在转载一模一样的笑话，垃圾。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对垃圾乐此不疲。按我的习惯，若没什么想说的，是不会转载的，我必须要有所贡献，才会投入传播活动。后来我觉得，我不是个能够众乐乐的人。当所有人都发出同样的声音时，哪怕讲的是真理，也已形同废柴。

开心网一个最令我不爽的功能是，别人要加我为好友，需要经过我同意，那大部分都是熟人嘛，不同意也不好，于是就同意呗。这一同意没关系，关键是，不但我成了他的好友，他也成了我的好友，于是我不得不天天被迫看他在扯些什么淡，晒些什么照。但其实我压根不想加他为好友，我压根不想关注他，我也不想知道他在干吗，我对他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早几百年不联系了，现在我也没打算每天看你在扯什么淡，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看我每天扯什么淡。我每天扯什么淡，对他来说重要吗？

于是，我被开心网淘汰了。这个游戏规则跟我频率不对。

微博的好处是，它认清了一个事实——人际关系可以是单方面的。有的人，我想随时随地知道他在干吗，有的人吧，我只是偶尔想知道他在干吗，他如果天天来跟我叨叨他在干吗，我就恨不得毙了他；还有的人，我这辈子都不想知道他在干吗，他哪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没我什么事儿。

于是我就搬家来了微博，少关注点人，耳根清净。我关注3、40个人时，这些人的面目在我面前是清晰的，这与认不认识无关，有的不认识的，关注得久了，也就觉得她的面目清晰起来，尽管她可能发言甚少，她有时给你的评论，你都会一一作答，这是一件挺温馨的事情。但如果我关注1000人，这丫的就是群氓，我只能看到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死人头了，你还搞得清这张死人头和那张死人头有啥区别吗？

于是微博上最火的帖子永远是这样的：佛祖保佑，转；学做聪明女人，转；全球糗事排行榜，转；小小说，转；姚晨，转；潘石屹，转；方舟子，转；人大代表，转转转。我经常看到一些人早上转过一遍的内容，下午又转了一遍，过几天还转了一遍。每当这时，我都很想告诉他，这条你在几天前已经转过了，我帮你记着呢，你自己转晕了。

反正，内容已经完全被社交取代。虚拟世界已经完全被熟人社会取代。无论是微博还是博客，还是开心网，都无法替代原来论坛的一个功能是：陌生人的聚合。那个时候西祠里有个论坛叫“无厘头以人为本”。很多的人在上面写作，持续地写作，于是渐渐形成一个圈子，外面的人进来都要先拜个山门什么的。那个上面有现成的版主，但没有现成的舆论领袖，因为每个人都是匿名的，身份不明的。我想了一下，这似乎是最民主的形式。微博、开心、博客，都无法取代“无厘头以人为本”，与它最接近的其实是豆瓣。可是你看到豆瓣那个界面，就倒了胃口，只想快点搜索完电影评价，然后立马走人。

“无厘头以人为本”存在了十年，难逃愈发冷清的命运。这不奇怪，现在是社交的时代，是熟人的时代，是短平快的时代，人们需要尽快实现线上关系与线下关系的转换，才能创造财富。所以，所有的社交网络都在发明一种工具，能够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确定位到你要找的人，然后发展线下关系；它不允许你今天写一篇文章，明天写一篇文章，今天你观察我，明天我观察你，小心翼翼，步步谨慎地结成同盟。于是，互联网的神秘感、虚拟性已经消失了。如今，你不但知道对面的是人还是狗，你还知道对面的是哪个人娘养的狗，哪个狗娘养的人。

但我觉得，这不是说现在的需求是人们更本质的需求。人其实没有更本质的需求，人只有当前最紧要的需求。人最基本的需求，莫过于食色性也。可如果一个人现在吃撑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满足了，只不过人会饿的周期性比较短，所以饭店开了那么多。医院就不能开那么多，因为看病不是天天有的需求。可是吃不到饭你饿一顿两顿没关系；病来如山倒，却是连一分一秒都耽搁不得。所以看病要比吃饭贵得多，因为你不是天天都看病。如果人生来就一天病三次，那医院会开得比饭店还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熟人显然是比陌生人更迫切的需求，而社交的门槛也比表达的门槛低得多。最后我们被编织进一个网里：很多人关注，但无人关心。有的时候我会怀念论坛。你知道明天会看到哪些人一起来，但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不真的存在，但他们又存在；你可以想象他们，你觉得他们让你感到安全，尽管它只是假想的安全。

这是一种隐秘的需求。2000年的时候，很多我的同龄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没有熟人，更没有需要通过联系以获得利益的熟人，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是动荡漂浮的；无需应酬任何人，也不怕被时代淘汰，因为我们年轻。现在2012年，经过一纪，我们在社会上已经有了清晰的、甚至是僵化的位置，人们喜欢这种真实的安全感，而陌生人是危险的，想象力是更危险的；我们还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事业，时间被杂碎的人事填得满满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支付给虚拟的世界。就好像一个男人如果20岁的时候成天打魔兽，你大概还会觉得丫将来长大了会成为陈天桥；但如果一个男人30岁了还成天打魔兽，你除了觉得他不务正业，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准确的形容词。

网络从一个虚拟的世界，变成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世界，用了短短十年。甚至我现在恍惚觉得，人们制造虚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变成真实。原本虚拟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平行存在的，现在它们俨然已经化为一体，而那早期虚拟的美好，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从来未曾存在过。

翻版了现实生活的网络，也翻版了现实生活的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则。你可以天天在一个叫做“爹妈皆祸害”的小组里骂爹妈，但不能天天在微博上骂爹妈，骂得久了，也没人来理你了。你得想法得当，行为得法，你不能让你的朋友们觉得你是神经病、抱怨狂，你得显得天天向上，至少不可以颓废得太久，不然别人都嫌你污了人眼珠。

有的时候，我拿着电话，开着MSN，挂着微博，却觉得世界仍然空空如也。有的时候，我会什么都不信。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病了，而微博让我病得更重。网络的世界太过亮堂，亮堂到我反胃呕吐的时候竟找不到一个下水道。

英剧《Black Mirror》讲了三个看似不同，但又一脉相承的故事。三个故事都套着技术的外衣，然第一个侧重政治、第二个侧重体制、第三个则直指人性本质。第一个故事说，问题出在政治上；第二个故事说，问题出在体制上；第三个故事说，其实问题在我们的内心。

EP01： 猪一样的队友

公主被绑架了，绑匪说要首相向全球直播他和一头猪交配。首相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事儿瞒不了，因为绑匪把公主被绑架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和twitter了，全球人民都看到了。于是首相焦头烂额，一开始女王打来电话说，我相信你能救出公主。首相不理丫的，因为人民站在他这边，人民认为首相不能这么做。接着绑匪送了一截公主断指到电视台，电视台播放了这截血腥的断指，于是全国人民都站到公主那边去了，觉得公主太可怜，90%的人支持首相去跟猪交配，大家都很欢欣鼓舞想看首相好戏。后来首相真的去和猪交配了，因为智囊团跟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叫你去，你如果不去的话，你就死定了 （交友不慎至此，这个首相不是跟猪交配，这个首相简直就是一头猪）。

这个绑匪如果到中国来，他就弱暴了，因为咱有防火墙，有广电总局和萱萱，咱还没有youtube。更重要的是，咱是天朝不是嘛。虽然首相是特权阶级，看到首相被侮辱了是很爽；但问题是，公主也是特权阶级，看到公主被杀了同样很爽不是吗？公主被撕票，丢的是皇室的颜面，活该！丢的是首相的官位，活该！既然两个都活该，那撕吧。但如果首相和一头猪交配，虽然丢的也是皇室的颜面，但咱一泱泱大国，被一个恐怖分子搞得如此斯文扫地、颜面何存，这丢的也是咱泱泱大国的颜面不是嘛，NO WAY! 而且咱都是三从四德的，女儿从父，哪里有父从女儿的。所以你得绑架个皇帝的公主，然后去要挟宰相。但天朝毕竟已经不是皇朝了嘛，你皇帝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使唤得了宰相的。关键是，如果你答应了，死老百姓的不会说你勇敢，只会说你贪生怕死，肯定是被皇帝胁迫了，才让全国人民跟着你受辱，然后连你和皇帝一起反。所以捏，古有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今有公主慷慨就义。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撕票吧。

所以这事儿吧，在天朝搞不定。你twitter，youtube再先进也搞不定。技术和咱顽固的民族主义比起来，那是浮云。

这事儿在美国也搞不定。美国关键是没公主，只有总统女儿，你总统自个儿看着办。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女儿。如果你决定要女儿，那完了，FOXNEWS马上跳出来骂死你，你个狗日的，把国家颜面放在哪儿，你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是你女儿一个人的老爸。尤其是现任美国总统，已经被要求晒过出生证了，这要是答应了还了得，还不立刻被质疑为穆斯林。所以你不能逼总统，你只能绑架完总统的女儿，然后去逼国务卿。但不管你去逼谁，FOXNEWS不骂死你呢，MSNBC就要骂死你。反正等选举的时候，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分五裂的星条旗下，哪有大英帝国这么团结。电视里有一句台词说：首相可以再选，但公主只有一个。丫，美利坚人民说，管你总统女儿还是总统，国务卿女儿还是国务卿，我想选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经鉴定，这个故事不知所云。估计是我党赞助的，就是说新闻自由很法克，youtube更法克。

EP02：全景监狱

在看第二集的时候，本小姐华丽丽地睡着了。第二集展示的未来技术化生活还是挺叹为观止的，尤其是那只叫醒的公鸡，这个宠物比较萌。这个编剧是福柯的粉丝，那个单调得令人发指的骑自行车的场景就是《规训与惩戒》中监狱的照搬。每当人们认为技术能够打破权力的桎梏时，技术总是迅速地与权力勾结起来。曾几何时，人们对广播电视的革命性作用寄予厚望，但它迅速与纳粹闪婚了。现在人们对信息技术寄予厚望，我不知道它会与什么闪婚，但人机交互意味着“全景监狱”的可能，这是毋庸置疑的。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媒介确实延伸了人体的感知，但也替代了人体的感知，使人们变得迟钝、麻木，粗糙。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皮肤、眼睛、耳朵、心灵、头脑去感知外部的世界，人们把自己变成外部世界，靠伸长的机械手去感知冷暖，靠3D眼罩去汲取光线，靠耳机去聆听心声。于是冷暖都可以用温度计测出来，沸点和冰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人们感知100度的手是同一只手；痛苦对每个人也是一样的，甚至哪怕你比别人痛苦得久一点都会被认为“不正常”，因为电视广告说，这样是消极的；听觉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听到的和我听到的，是同样的东西，那不是鸟叫，那是来了短信息。我们不再需要直接的感知，因为每样东西都是虚拟的，就像电视里的台词：这里一切皆虚幻。

这是解放吗？这当然是解放！毋庸置疑！但解放的目的是什么？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的进步？话说，“进步”这个名词，貌似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人类不是从文明初始就信仰进步的，“进步”是工具理性的专属名词，而它已然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信仰。我不想讨论人需不需要进步，即使社会需要进步，当每个人都在全景监狱的控制之下显得面目模糊时，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只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我们已经太依赖技术，依赖到无法逃脱。有一样东西，你无法逃脱，无法Say no，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死了爹妈谁都能活，但剥夺你使用一切媒体的机会，你就不能活，这无异于在坐牢。但其实哪个才是牢？有形的监狱，好歹还有刑满释放的一天，无形的监狱，你永不可逃脱。于是最后，人们被完全制度化。完全制度化的表现，就是从心理上坚信：此乃吾愿，天命是也。

其实，技术与极权是双胞胎，它们在某一点上像极了——把人简化。以前，你不用思考，国家会帮你思考；现在，你还是不用思考，谷歌会帮你思考。隐私，它不是确实属于你的东西，它是法律规定的，属于你的东西，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大佬们又想出了什么法子来控制你对信息的使用。

在电视里，黑人哥们儿貌似是清醒的，他无法投入这个世界，在感情上，他是疏离的。他看到了制度背后的冷酷与罪恶，试图反抗，甚至用暴力击碎象征牢笼的高墙。最后他试图通过站在选秀舞台上表演自杀来展示反抗。他没有喝工作人员递过来的药水，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可在他举着玻璃碎片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堆批判消费主义的话之后，评委很淡定地说：这是我在舞台上见过最精彩的performance。Performance，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你明明知道这是一场show，你痛恨演戏，你想打破藩篱，可你最后发现，原来连打破藩篱，都只是舞台上的一个桥段。

在这一集里，作者试图讨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但最后安排男主角无法抵制诱惑而妥协，未免单薄。事实上，无论他反抗还是不反抗，都无法逃离这个游戏，因为按照规则，如果你不接受评委伸过来的橄榄枝，你就不得不继续回到原地骑自行车——而这也是这个游戏最核心的部分。换言之，这个游戏由两部分组成，你只有通过登台，来反抗幕后；通过回到幕后，来反抗登台。

这就是——全景监狱。

EP3：装聋作哑、唯品幸福

我不得不再次指出，第一集与技术无关，它是一个政治故事；第二集不完全与技术有关，它是用技术来代表理性主义，并与权力合谋；第三集同样与技术无关，而我觉得第三个故事是其中最无聊的。

看上去记忆芯片这种东西很恐怖，但我看这集的时候，却一个劲儿地暗爽。因为对于我这种记性好、认死理、没办法装聋作哑、稀里糊涂的人来说，有没有记忆芯片都是一样的。如果有这样一件东西，我大概会挺高兴的，因为你们终于可以和我一样，不装腔作势、自欺欺人了。

我希望记住人生中的每个细节，这让我会觉得过去的日子没有白过，一切都不是虚妄，到我死的这天，我会带着满满的回忆告别；我更可以随时拿出来翻看一下，时时警醒、三省其身。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解决嘛，比如说韩寒有没有代笔，那如果有记忆芯片就容易多了嘛。

它让谎言无处遁形。1840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难道不是盛世？

可是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末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里，人们其实本能地逃避真相。人们只想看着别人倒霉尴尬，不想代入自己。人们不喜欢公平和公正，虽然这样说听上去很犬儒，但扪心自问，没多少人经得起道德的追问。所谓仁者，不揭人私。

按照鲍曼说的，health已经不吃香了，现在讲究的是Fitness。也就是说，norm已经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合我”。社会规范，是一个可以沟通与分享的东西，它必须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达成共识，并互相遵守，互相约束。但“适合”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法与他人分享，也无需得到他人的认同。所谓适合，它消弭了责任、瓦解了信任，它无需理由，不用解释，协商的大门从此关闭。当一个人说“适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他人即地狱。

既然他人即地狱了，我们就只需要向自己交待，无需向任何人交待。于是这个时候给你装上记忆芯片，那真是生不如死。本来你可以装聋作哑、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假作真时真亦假，自欺久了还真就一派正人君子了。现在记忆芯片帮你记住了，你想丢也丢不掉，这很纠结。首先，你生活在自己的过去；其次，别人生活在你的过去；再次，别人的过去生活在你的现在；再再次，你的过去生活在别人的现在。最后，所有你以为过去了的事，其实都没有过去，因为它们正与别人的现在一起媾和。

这不是绕口令，这就是人们最恐惧的东西——自己！忘记了自己，才能记住世界，不然你就得天天应付自己的心魔，哪里还有精力管他人的死活。

剧集里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她在无意中摘除了芯片，从此她不再需要记忆。她的事情告诉我们，记忆芯片最可怕的一点，其实不是对自己装聋作哑，而是你无法再对他人装腔作势。因为你的过去也藏在别人的记忆里，且，别人知道，也一定藏在你自己的记忆里。别人没忘记，你自己更没有忘记，互相verify，互相confirm，互相封杀退路。而当她在饭桌上说自己取下了记忆芯片后，她就变成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可以装作遗忘而不受谴责的人。

其实人们对自己作过的事都不会忘记，不需要记忆芯片的提醒。但你不能剥夺人们自欺欺人的权利，这种恩怨，简直不共戴天。我极不喜欢电视最后男主角摘掉记忆芯片的行为。作者在这三集剧中都有点技术决定论的味道。但这与技术无关，是人的内心出了问题。

我知道自欺欺人地遗忘是一种解脱之道，但人类若真是这样想，那真正是末世的来临。我只能绝不放松对自己的诘问，来抗争装聋作哑的幸福。

昨儿个高老师说下个月要开始做博鳌的杂志，我便又有得忙。下个月原本我是要考试的，但当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却不禁觉得高兴。任何沾人气儿的事儿都让我高兴，这股高兴劲儿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个人高兴的表现就是，觉得自己特美好，生活特有意义，一切都是完美的，连缺陷都是为了缔造这份更高意义上的完美而存在，没有什么烦难是值得扰心的，然后便对美、对纯粹有更高的要求，觉得若不如此，便枉来这世上一遭。

人对理想主义充满幻想的时候，便是最愉悦的，那种愉悦与任何人无关，只是突然之间，心肺都活了。而我的高兴来自于平衡感的获得。其实编辑写稿这事儿本身一点都不值得高兴，在我期末期间要做这件事情也很令人头疼，挣那么点钱也没啥可兴奋，可是它让我感到与这个世界有点联系，我是被需要的，我属于某个地方，和一群人一起做一个事情，我与别人相关。这对于我这样一个长久以来只与自己相关，不被任何人需要的人来说，简直是再世为人了。

自由的最高境界便是平衡。为所欲为是不自由的，为所欲为的结果是，你也被为所欲为俘虏，受制于自己的欲望，却又没那么大的能力去实现欲望。你必须对他人负责，他人也为你负责。你必须知道自己的本分，遵循自己的本分，你的本分也被他人保护。这样便平衡了，在各自的领域内可以游刃有余了。可惜自由是很容易被打破的，若你对他人负责了，他人也未必对你负责。你知道自己的本分，但你的本分却未必得到他人的保护。

农民有农民的本分，农民的本分是耕种，给社会提供生存的基本食物，社会需要提供给农民耕种的保护机制，保护他们的耕地，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工人有工人的本分，工人的本分是把自己钉在大工业生产的机器上充当一颗螺丝钉，不偷工减料，不豆腐渣工程，每个月月底领薪水，购买自己力所能及的东西，承认老板的资本所得，承认历史继承的合法性；而资本家需要提供给工人劳动保护机制，安全健康的劳动环境，每个月月俸按时，保障工人再生产的能力，同样承认历史继承的合法性，但也承认劳动力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源动力，资本是有道德的；而社会需要提供的，是一个清晰的伦理框架，让各自识得自己的本分，且在自己的本分内尽责，社会教育是道德的界定者。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韦伯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不感冒，我更像个Durkheimian。我的理想是对社会结构的维护，我的教育理念是对社会规范的界定，让各自知道自己的本分，而不是鼓励越界，因为我坚信只有在稳定的社会规范下，才可能有建设性的变革与创新，只有大家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期待的，应该期待的，什么不是自己应该期待的，才能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而只有知道界限在哪里，才谈得上打破界限或者跨越界限。否则你就只是在一团混沌中和稀泥，还恬不知耻说自己改革创新。乔布斯若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他就会今天去开发个房地产，明天去华尔街炒黄金，后天去中东挖石油，再后天就该卖军火了。

这几天在看《红楼梦》，觉得那虽是个末世，却有这盛世所没有的内心宁静，“灵魂很少受到伤害”。你看刘姥姥与贾母这两个老太太的对话，虽则一贫一富，言谈之间竟没有丝毫愤世嫉俗的。富者不讳言自己的富，也不嫌弃贫者的贫。贫者不讳言自己的贫，也不因见了一回烈火烹油就迷了心窍，依旧置自己的田，种自己的地，教导小孩读自己的书，待到最后贾府没落，还能知恩图报，仗义相援。刘姥姥乃红楼梦中的头号人物，再没人的品格能越过她去。纵使林妹妹，虽则时时缠绵悱恻，也就是感叹身世罢了，并不认为这金玉良缘有什么过错，且在宝钗劝导她不要读西厢这些杂书后，她还因此对宝钗心怀感激，冰释前嫌。林妹妹是从来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的，也从未想颠覆这本分，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只有贾宝玉一个人，他之所以打破界限，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现世的界限在哪里，而他自己内心的图谱则有另一个界限，那是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痛苦源于无法实现他心中的这个界限格局，而不是对界限的痛恨。

如今讲到这社会规范，总是会和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扯上关系。不知道从何时起，社会规范与社会责任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代名词；团结、凝聚力也成为消灭个性的代名词；而本分这个词便和人权、自由、创造力成了敌对的了。我如今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君子“有可为，有可不为”的了。所以我虽然也指责个人的缺德行径，但个人的缺德始终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哪个社会没有deviant，哪只麻雀不是五脏俱全。不为善与不识善相比，前者真是不值一提。但你也别一味指责他人不识本分，事实上压根没人告诉你，你的本分是什么。

社会规范是一个由整个社会界定，并由社会成员整体接受的东西，断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任何不能得到广泛认可、接受的规范，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约束力。社会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社会的病绝不是靠医治个人就能痊愈的。你说一个人的脑子坏掉了，你每天在那里给他修脚趾甲，手指甲，修眉毛修鼻子，你修得这个人再美，丫还是脑子坏掉了，然后还洋洋得意地说，虽然我救不了自己的脑子，但好歹我也形容整洁，死得漂亮。不过这也有理，总比死得邋里邋遢强点。

唉，也不知为何会从博鳌杂志想到了这许多，可能是因为偶得一平衡，便想起人在自己本分内行事的自由来。做分内事原不是什么难事，识分内事先至最难。便如前几日在导师家吃饭，因说起尊重知识分子来，导师说这个国家失去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我说早在80年代后期便有了，那时就流行说什么造原子弹的不入卖茶叶蛋的。导师说，虽那是也有这样的说辞，但终究是玩笑话，大家都是说来表示批判的，并不真心如此想。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大家已经真心如此想了，只要卖茶叶蛋的真能卖出大生意来，那绝对比造原子弹的受尊重多了。

一个社会可以在长久的独裁中持续下去，也可以在长久的贫穷中持续下去，但绝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长久的失范中持续下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他们要么就彻底毁在自私自利里，要么便冲破了这混沌的局面，勾勒出一个新的界限来。无论如何，我们身上的那些懦弱与丑陋，都会在他们身上看到结果。等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一天，我们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瞧不见也就罢了。

就像医生初初看到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会被死亡震撼到一样，有的时候我会沉浸在选题中不可自拔，因为太近距离考察人性，会被人类普遍的无能，无知，懦弱， 虚伪，封闭，自大给震撼到，然后便觉得人真是不可救药的物种，太低级了，还什么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全是他妈文艺复兴初初人类突然被打了鸡血，做的 大头梦。

人类的低级和不可救药被很多研究佐证，而最悲催的佐证就是，如果你想研究有什么方法使人放下偏见，敞开心扉，这种实验通常要么失败，要么就是只能在实验室 里强行manipulate，但在现实生活中没人给你manipulate，所以改造世界的宏远也就基本歇菜。最后当别人问你，“你研究这些有啥用处” 吗，你只能说，“哦，我可以做打手。”相反，但凡是研究人性之偏见、无知、自大、狭隘、欺骗的实验，我靠，肯定全部significant，一抓一个准。

文捷同学最喜欢manipulate，她说最爽的时刻就是发现那帮人真的傻愣愣被你manipulate到，跟着一步一步走进你设的套里面，然后最后等他 做完了你给他debrief，看着他直面自己弱点时悲伤的表情。好他妈的凄美。有一次我说研究tolerance，文捷同学说她对这种选题从来都不关心， 因为她压根不相信什么tolerance，她说你要是把这个当做重点呢，结果一定是杯具，啥结果也得不到，因为这种优良品质人类压根就没有。后来我们真的 做了一个研究把tolerance放进去，结果果然屁结果也没得到。好吧，我认输。

Kyrium更牛逼，Kyrium的课题是关于self-reflection和deliberative democracy。导师盛赞Kyrium的抽象思维非常强，是个极其聪明的姑娘，且这研究理论性很高，是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可是当她需要落实到实证 研究的时候，还是面临这个问题，self-reflection这种优良品质，人类压根就没有。这根本就是学者们整天坐在书斋里YY的美好的 normative图景。

Michael研究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关于谎言的研究通常都很sad，不是告诉你人类本能得撒谎，就是告诉你真实与谎言其实是一回事，基本上这是一项evolutionary nature。

像18个路人不救被碾儿童这种事，媒体上搞得很轰动，一惊一乍，我一想，你们这帮装逼装到死的家伙，把你们抓到我实验室里，全部都是18路人。你看，人就 是这样一点一点失去愤怒的能力。就像人们总是怒斥什么拆迁队和打手，要是丢到斯坦福的Prison Experiment里面做狱警，全体都是拆迁队和打手。看过The Reader的人都知道Kate面对审判时说的抗辩词了：I'm a guard。

冷漠有冷漠的好处的，对人性冷暖、善恶表示冷漠，也可以更体谅和同情这些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软弱与罪恶，不会轻易归因为这个人的人品云云。研究环境因素的人，大概都比较慈善，对人类共性的恶比较宽容，从而也对制度的要求会更高，因为他们的假设是：制度是可变的。

但如果制度不可变呢？环境不可变呢？总要有人为大到战争、屠杀的罪孽，小到小女孩的惨剧买单、负责、背负骂名，不是吗？制度本身无法背负责任，因为它是一 个虚幻的集合体，但制度也最容易背负骂名，也因为它是一个虚幻的集合体，骂空气是最容易的事情。二战之后，德国、日本的纳粹统治和军国主义背负了罪名，资 本主义世界陷入沉思与反省，接着改变了资本主义整个的走向，把他们从马克思的诅咒中拯救过来。可是这么惨痛的制度转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不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大环境是不可能的，人们能做的只是控制小环境，在一个大的系统下营造一个小的ecology。可是在很多时候，官僚管理体制的僵化使得 small ecology都很难改变，你怪环境不好，跟骂空气是一个道理。所以研究个体差异的人才会站出来说，人与人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相同环境中的反应。人与环 境的关系不单纯是stimuli-response的关系，人是行为的主体，有自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agent。归因为人，就是又把个人看作责任主体 了——人，必须承担它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

可是，假设人是一个行为主体，是一个积极的agent，不是条件反射的载体，你怎么让一个压根不想承担责任的人承担责任呢？你怎么让一个百般求死的人不去 死呢？你怎么让一个就想作恶的人不去作恶呢？你怎么让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要承担责任，而不是在punishment and reward的刺激下做出应激反应呢？

是，open-minded的人就是比close-minded的人懂得宽容与自省，减少偏见，不容易被狭隘的主观意识主导，会更关心别人。在谈判 中如果大家都open-minded，确实可以减少冲突，找到共同点，得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方案。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告诉你的。可是社会心理学家不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使close-minded也变得open-minded，也更倾向于合作。我们不可能使一个close-minded的人变得open-minded，我们只能manipulate他们，使他们在stimuli的情况下，做出open-minded的人也会做出的行为。所以 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性是不可逆的，但行为是可控的。

但这个结论无疑又推翻了“人是行为主体”的基本假设，再次把人看成是应激反应的载体。难道“人”本身真的不可能独立成为万物之因？而只能成为宇宙之果吗？

把人看成行为的主体，这真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这建立在人的自觉意识上。但问题是，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是在spontaneous下过日子的。人类真的只是刚刚从树上下来开始直立行走的低等哺乳动物。

就像医生初初看到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会被死亡震撼到一样，有的时候我会沉浸在选题中不可自拔，因为太近距离考察人性。这算是入戏太深吗？演员演久了，也就容易与角色分离了；医生当久了也就对生死熟视无睹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多了大概也会把人性善恶看淡了吧。

生活不是演戏，不可以NG；生命也不是手术台，不是肝脏脾肺的简单结合体；同样的，人性不是尸体，容不得他人抽丝剥茧，分骨析筋。星爷说：“我是一个演员。” 其实，我也仅仅是一个演员。

Which side are you on? Keep hearing this song these days, which reminds m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Wisconsin this spring. I have to applausively say that Wisconsin labor movement this time was a textbook-like social movement for its successfully attracting media's attention, public concerns, large scope of participation across social groups, efficient organization, wakened prides of labor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zero arrest and zero violence in the midst.

What's the point of social movement though? Massive rang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EU and glorious "Occupy movement" in US wakens up the phantom of Marxism, which makes people from a so-called communist country be suspicious and hesitant.This semester I'm taking a course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which Karl Marx is an unavoidable figure. He was incredibly incisive in propheting the innate social conflict in material world, of course, he having never been concerned about spiritual world, but what he earned his fame was also nothing beyond conflict.

You can never expect applying Marx to account for or predict cooperation, harmony, morality, integration on one hand and negociation, concession, balance and reciprocity on the other. Marx never believed that humans are socially integratable, conciliatable, and deliberative moral carrier. He claime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capitalists are vicious or virtuous. The structure of capialism per se can only survive in endless greed and exploitation is the only force to push forward capitalism. For him, morality is a delusive word faked by irrational and enchanted human heads, which had never had and would ever no longer play a role in human history.

Retrospecting history from the current point of view, we are pretty much likely to make a conclusion that Marx never understood capitalism and what he predicted about the exitinction of capitalism was totally a joke. But it is unfair to account for history based on its subsequent progress. Marx is all about intellegence in coming up theoris of power relationship, social conflict, and his fostering of labor union and talent in portraying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advocating a transition from spontaneity to self-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class.

Is it UNION or REVOLUTION that is the core of Marxism? Eastward of Caucasus Mountains took the latter while Westward took the former. Social movement leads to two endings respectively. Here, let's first forget the arbitrary division of working class and exploitive class. Whatever class you are in, spontaneous movement is easily exploited and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organs. Nazi's manipulation of German working class, CCP's usurpation of autonomy of its working class, and both of them ended up with catastrophic outcomes.

In democratic theories, there is always a debate abou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posed by Harbermas, and emotinally hilarious social movement, propelled by like Marx. The arguments against social movement are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 of studies on the mass in social psychology. People are losing consciousness, without self-control, manipulated by authorities, infected by emotion, hatred provoked, conflict escalated and violence involved. However, these defintely are ostensible forms of how social movement is likely to be proceeding. It does neither imply that it is the only form that social movement can be manifested, nor is tha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n guarantee a rational outcome. Current studies on deliberative process have taken pessimistic insights such that attitudinal polarization, value conflict and intergroup hatred are the offsprings.

If we take it reverse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are two sides of a coin, sharing the same ethical ground. Conflicts breek mass movements, but rationality comes into play as remedy of the downside of the mass. It is not only a moral issue but more about an epistemic issue. The core essence of rationality in this sense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people have free will, hav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have interdependency with others. This consciousness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fascinating power of collectivity, which might be deviating from its orignial ideal and betrayed by its practitioners, but from recognition of others' existence, from the belief that we are independently living in the world and we have no way to survive as a species without others. Living independently, surviving collectively, caring and concerning others emancipates us from obligations entitled by uncanny superpower while empowers us to be more engaged and autonomous in changing our own existence, for the sake of self-interest in particular and humans as a whole.

Unfortunately, this kind of self-consciousness has never been visible in China. It is sensitive to talk about movement in China. Both intellectuals and authorities, having been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havoc of series Post-liberation revolutions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afraid of being involved into social turbulence for one more time, self-warned and self-affirmed that China could never ever ever have massively public movement again. But, they are incredibly wrong in terms that China has never had a SOCIAL movement in history, but soaked in all kind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all its time. Forbidden of social movement will finally ends up igniting endless political movements more times than your imagination.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town cannot help reminding me of the town of Macondo depicted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Solitude seems to be an irreversible and fated destination of human society’s evolution. The life style of modern society is that being different is rare, competitiveness composes the theme tone of human relationship; on one hand, individualism flourishes around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other, privateness and uniqueness is substituted by standardization. Wirth would call this sort of society as mass society in which the mass constitutes the principal participants of social action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serves as the main manner of human interaction.

Wirth is an idealist. Although current scholars have been, consciously or not, oblivious of his piece, I preserve appreciating his ideal of consensus in his definition. Wirth’s definition of consensus is not agreement on specific values, but a social condition of widespread consent of diversity, moving communication forward and allowing disagreement to exist. Mass communication, in his sense, would rather be viewed as a process of creating communal existence of conflicting publics than being regarded merely a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r debate. Such a mass communication serves to realize cultural pluralism, collective actions and other promising endings.

In his aspir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Wirth especially accentuated the crucial role of mass media in creating and preserving such an ideal world given its potential of breaking out geographical boundary, in a hope of enabling common understanding, diminishing political fence, allowing co-existence of minorities in this liberal playground.

However, his ideal of cultural pluralism prompted by mass media was somehow blind of the reality that mass media serve as a tool of social control, the media per se functioning more to preserve than defying current social hierarchical order. In the global context, cultural hegemony overriding pluralism becomes the main conc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source and flow of information is held in hands of a limited number of industrial giants. The information asset is packaged in the form of favoring their interests, representing their agenda, and being interpreted in their discursive framework. Although there is no institutional rejection of small groups from influxing into the arena, cross-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has practically excluded some voices from being aired and heard.

Even within a society, media activities also embody existing social order. As Park suggested, what enters news is not what commonly imagined as unexpected things; but rather, the thing that makes news is to some extent expected thing characterized as simple and commonplace matters, which was called by Park as news interest. But, who determines the news interest? Who volunteers to select pieces of stories to re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tic activity is not a purely autonomous practice. Often times are the selections of a spotlight event driven by economic benefits or reputation seeking of media organizations. I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social actors is the fundamental ground upon which consensus could be achieved in a liberal society, the genuine capability of mass media to achieve this goal is formidably questionable.

 

Coming back to America is not as east as it seems to many tourists. I had a marvelous experience when I flied from Brisbane to Singapore. Upon landing on Changi Airport in Singapore, I felt both my body and mentality relaxed and calmed down. The symbol of distress release is that you can wander around, not getting lost, even when closing your eyes. You do know where metro stations are, how much the ticket fee is, where to load and unload, where you can have dinner,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od cour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you know who you can find for help in case of emergency.  In one word, survival is not contingent on intellect and alertness. When I landed on the airport, I called my friend saying that I’m back home, and now I can draw my heart from the throat back to my chest. My friend smiled at me:”It’s so funny. Singapore becomes your home now?Are you lost in HOMES.”

I was just not expecting this comment, frankly. I had never thought of the question that what is a home before then. She reminded me of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ife trajectory and personal identity. I have moved a lot from 14 years old, which makes me feel that home is a place farther than the heaven where I will never and can never return back in my lifespan. Now the family of my homes expands further. Last week, when I got off at Memorial Union, I finally spoke to myself  I’m back home. Junfang asked me: aren’t you feeling calmed and tranquil back to Madison. I nodded: Yes, especially in contrast to the disturbance in China.

We always joked that as soon as your flight enters the territorial sky of China, you can smell the air of resentm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ndering above the state. People quarrel a lot, fight for something meaningless. Pursuit of  money and chase of luxurious lifestyle replaces young people’s dreams of living a free life, being a scientist, traveling and adventuring…

One world, One dream. That’s a terribly ugly slogan considering the status quo of China. I’m not saying that young people should be devoted to revolution or such other radically political actions as what their counterparts in Egypt did. That’s less a dream than one of myriads of approaches. In my view, the most dangerous and severest crisis facing Chinese nationals AND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bellion among minorities, disturbance caused by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erosion of social trust among the public, but the collapse of healthy values in general citizens.

An occasional crash of high-speed trains is not such a catastrophe as the turbulence and psychological panic arising among the middle class, who had ever thought that they might be protected from the breakdown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he evil of the government is not the worst. The most disappointing thing is that the bad institution arouses the evil side of human nature among the mass. There were two pieces of news which made me feel scary of and skeptical about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One day, in Hunan (or Hubei, I’m not assured) province, a guy stood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attempting to suicide by jumping down. He had wandered around on the roof for hours and firefighters ran up to the roof , trying their best to persuaded him to come back to the safe zone.  It turned out to seem that he was hesitating and will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edge of the roof ground. Bu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cue, a large mass was gathering on the ground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jeering and hooting, heckling at the guy that why he hadn’t jumped, and they had stayed around for hours and were losing their patience, and he should have jumped to allow them to go back home. Eventually, accompanying with the hoot, the guy looked over his shoulder and bowed to the firefighters who attempted to rescue him,  lifting his head, drinking a bottle of alcohol, and jumping down shortly. The mass dispersed instantly with scary and astonishment. It is said that laws against the most are no more laws. You even don’t know who should be blamed in this event and who should have 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avoid the tragedy. The boundary of value becomes blurred in this occurrence.

The story above shows that strangers may be dangerous and the next story shows that doing beneficent may be reciprocated by revenge.  An elder was passing across an intersection and climbed hard trying to across the railings on the roadside, which is violation of rules. She was so awkward that fell down on the ground. A driver saw it, stopped in front of her and got off to help her climb across the railings. But in the end, the old lady stopped the driver and grasped him tightly, and accused him of bumping her down. Although the verdict announced the guy as not guilty based on the evidence indicating no signs of  the car on the lady’s body, the selfishness behind human beings is chilling. The logic of the old lady was apparent. If the fall was caused by herself, she had to pay for the medical fee but if the guy did it, he would cover the whole medical treatment afterwards. This was not the first event among this kind. Indeed, there was a very famously similar case occurring several years ago in Nanjing. The poorest plot of that case was that an old lady sued a young walker of pushing her down and there wa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he had not done so since the incident occurred during night when it was dark around and no eyewitness was found. I don’t know how that case ended up. These kinds of cases stop people from helping disabilities and those else who need help. Some experts warn and suggest people taking a video or tap-recording before they help somebody on the street in case that a lawsuit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end.

This morning, when I read the article by Robert Kuttner on Huff post, Black and Bleak, who said, “…conciliation is a suicidal strategy when the other side is trying to destroy you,” I cannot help thinking whether conciliation is possible when unexpected conflicts break out, whether we need to tolerate and forgive those who harm you with malicious wills… There is a question always agonizing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hat to what extent people can tolerate the corruption and inertness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o what extent that a society without faiths and values can sustain.

So, coming back to America is not easy but staying in American is an easy life. We joked that when the god created humans, there were two options for the precursors of humans to choose, one easy mode and one tough mode. Chinese people, as bravely and adventurously as there were in the past 5000 years,  chose the tough mode but American precursors, wisely and cowardly, chose the easy mode. Now that I came back, upon arriving at the territory of America, I had myself switched from tough mode to easy mode.

如果我现在有一碗酒，我一定要敬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姨妈，我的朋友Ryan，我的朋友小波，我的朋友小妹，还有无数我认识却叫不出名字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你们都很牛，我现在想想，觉得你们都是我的榜样。

我自问自己未必能像我父亲一样青年的时候到北大荒种地，然后在中年的时候失业回家，却还能不怨天尤人，热爱生活。

我自问自己未必能像我母亲一样为了女儿受到好的教育，甘心与丈夫分居两地，一个人在上海赚钱养家，到头来被女儿狠狠地打击、鄙视和叛逆，却从不与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艰辛。

我自问自己未必能像Ryan一样在15岁的时候被父亲从家里打出来，在大雨天里推着自行车，趟着积水把自己仅有的行李打包搬走，却能在十几年后与年迈的父亲冰释前嫌。

我自问自己未必能像我的姐姐一样纵使曾被歧视，被遗弃，都丝毫不怀记仇之心，咬紧牙关走出洞天，一如既往地事孝尊亲。

我自问自己未必能像小波一样儿时家庭破裂，花样年华又被送入军营，粗茶淡饭，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数年如一日的恪守军规，凭着一股倔强坚持下来，守得云开。

我自问自己也未必能像小妹一样高考惨败，被发配边区，隐忍奋发，孜孜以求，终能重新回来。

谁的人生没有几年的不堪回首，恍如隔世。这些牛逼的人，当他们在说起自己的人生时，都那么云淡风轻，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你都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原来曾经有如此多坠入深渊，不可自拔的机会。而他们居然都能够趟过来。

谁的人相下面，不是一张血肉模糊的皮，一副饱经磨砺的骨架。我从不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生活的下面，他们曾经或正在经历什么，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人生的信念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

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持他们走下去，直到最后。可能对姐姐来说是心怀阔达，天赋异禀；对小妹来说，是不甘心不认输；对父亲来说，是万般无奈，人生终究要一直走下去；对母亲来说，是深沉的母爱；对Ryan来说，是难以抒怀又憋得自己好辛苦的一口气；对小波来说是毫无退路的破釜沉舟。

无论如何，我敬佩他们心中有信念。

难得有人一生风平浪静。今日的岁月静好，可能明天就有飞来横祸等着你。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那么一时半刻的不堪回首，你拿什么来衡量自己的重量，拿什么来保驾不可测的未来，又拿什么来说同甘，话共苦？

有些人可以同甘，但它与你同甘的时候说，我们将来可以共苦，你千万别信，因为没试过。有些人可以共苦，但它与你共苦的时候说，我们将来可以同甘，你也千万别信，因为也没试过。

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谁人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们都会背名人名言，我们都把它们当事实，不知道我们是拿这所谓的名人名言来量度事实，还是拿事实来校对名人名言。总之我们认可这些现象，我们也憎恶它们，但我们欣然接受。

可我们知道，这终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几乎有时都没有勇气去做一件好事，都没有勇气去帮一个瞎眼的老人过马路，都没有勇气付出自己仅存的一点点同情心。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牵扯着我的脚和手，不让我去把一件事情做对做好。

可是当我猛然回首的时候，却发现那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都在不经意间花出了足以让他们骄傲的线条，而我曾经只是无视他们。

【没什么，我只是想看看它是因为匪兵乙而封我的呢，还是因为我而封我的。如果是前者，那叫我比较安慰。】

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同情匪兵乙，可我确实同情他，甚于同情那个无辜的母亲。有的人被同情，是因为他受了什么；有的人被同情，却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和运气相比，人类的行为，总让我觉得更难释怀。

我情不自禁得要去想莫梭，情不自禁地想《罪与罚》和于连，这让我对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混乱。

莫梭杀了人，又对这个人加了四枪。匪兵乙撞了人，又对这个人连砍八刀。

莫梭自我辩护时说：都是太阳惹得祸。别人给匪兵乙辩护时说：都是钢琴惹的祸。

为了把莫梭搞死，律师和证人们说：这个人在他母亲的葬礼上都无动于衷，可见内心残忍，该死。

为了让匪兵乙能活，他的同学校友拿着累累奖状说：给他一个机会，他是一个好人。

你无法说，哪一个故事更荒唐，你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正常，只是感到刻骨的乏味与无趣。如果匪兵乙在临死前写一部《罪与罚》，他死了，也将不朽。几十年，上百年后，他只是不朽。这荒诞吗？就算他写不成《罪与罚》，那只是技艺问题，谁又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不朽？

文学是干什么东西的？文学是容不得恨的。

我们要如何看待莫梭？看待拉斯柯尔尼科夫呢？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他没有上法庭，而莫梭上了。莫梭给予法庭的，是极端的漠视。他说：你们都来看我受死吧，这会让我感到高兴。

相比起来，匪兵乙要正常地多。他至少是哭了。这是人们对一个罪犯的期待：认错，痛哭，忏悔，补偿，甘心被诅咒，被羞辱，然后——受死。人间正道是沧桑。

法律，法庭，公开的审判，一出大戏华丽揭幕。戏的主旨只有一个：永恒地，向人类展示这个社会的秩序，任何试图颠覆现存秩序的行为，都会被当作妖言惑众，拉出去、斩立决。我们和几千年前烧死布鲁诺和审判苏格拉底的先人没什么两样。法庭是这个世界最“正常”的所在，这是一个社会自当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每在看庭审纪实的时候，都期望听到死刑犯说点什么执拗的不肯认错的话，或者做点越狱的事情？

至少这样比较有趣。为什么要向法庭认错呢？它拎着正义之剑，像狼牙棒似得挥舞着，就想要我配合它上演一出庸俗戏码，来为它权威的外表抹点金漆？若受害人家属想让我认错，我便允了他们，但法庭凭什么要我认错呢？我没对它做过任何事情，它对我做过什么，它自己知道。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的后人来复仇，我绝不会拦着那来复仇的。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本是最古老的江湖规矩。这不是什么正义，但公平。亏欠与复仇，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对其他的人来说，这行凶的人与你毫不相干。你自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没本事要人向你俯首帖耳，束手就擒；更没权力叫人向你敞开心扉，真诚忏悔。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我们谁又不是呢？不是你做了好事，就有好的结果，也不是你做了坏事，就有坏的结果。只有当你做了坏事，且有了坏的结果的时候，你才被审判。可这未必是什么正义，我可以说，只是你运气差。

匪兵乙说，撞了人，这让他感到惶恐，生怕生出许多的事端，不如撞死了干净。后来他的师妹也附和了他，说若是她，也会撞死了断。我不能说他们恶，人的恶都是一样的；我只能说他们不懂事。不懂事也不在于不该如此想，而是不该如此说。没人会管你怎么想的，但有人会管你怎么说的。你是不是坏人，这不重要，但你得做出好人的样子来，你得要说得可以直接上CCVV拿金话筒才行。可那样吧，你又不能不怀疑丫的在红卫兵的时候是否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背信弃义。

曾经，我们是骨肉相亲，同窗情谊，一夜之间你成为阶下囚、死刑犯，你可要我如何说才好。有人拿个话筒伸到我的面前，要我慷慨激昂，我慷慨不起来；要我数落你的品性德行，我发现自己也不是很了解你；或者要我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警钟长鸣，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时你发生了什么，你此刻又在想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罪与罚？

若我是受访的女孩子，我定会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伸到我面前来的话筒。他们就想看我怎么难以自处，心乱如麻。他们在我面前，我知道他们也许比你还恶，但他们的命数还没到这里，阎王爷还没来请他们，所以他们现在看上去很善。可我不想跟他们表达忏悔，因为我刚才还想起你的好处。

当然，我不是那个女孩子。我跟这些人都没什么情谊，跟话筒也没有。我只是在想，公开的审判与公开的受辱有什么区别。我在法庭上痛哭，但这与忏悔和正义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不知道死了以后会遇见谁。我想我只是对不起生养我的父母，但也许当时碰到这事儿的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们对不住我。

我们都想看着他死，看到杀人偿命，天道得偿，但还没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来得爽利，我们还不得不给复仇编一个掩人耳目的正义理由，这倒让我们做起来透着猥琐。

现在我要死了，我早就准备好死。我有错，我有罪，我受罚，我的命。你们说我死了，人间正道；我活了，天理难容。其实，人道即天道，我死不死，都只是露出了天道的一角，而不是全部；我死不死，也改变不了你们内心的惊疑不定。

现在他要死了，罪有应得。他有罪，他受罚，他也不会不朽，不朽的只有人类面对自己时真诚的声音。“沒有任何人有罪，但罚却加诸在每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