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栏

又封我博客。

这没什么。我现在已经懒得问缘由了，反正也是问不清楚，把你抹掉也不需要理由。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写的抹掉。这些字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被人看，但却是花了时间和脑细胞，所以我还有点不舍得。你们把它封掉就罢了，别把它抹掉。

我害怕有一天，你们把它们都抹掉，最后把我这个人也抹掉。你们可以把我这个人抹掉，但也别把我曾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抹掉。

我想起有一次跟里里的对话：

杨白劳很开心，黄世仁很焦虑

我觉得没什么好欣喜。这种反应可能让他们觉得很有威胁
他们总是因为我对这些生活大事的漠然感到愤怒

一说就错
不说也是错
但凡意图呈现，无论是思想，还是感情，都是错错错

思想是一件恐怖的事物，呈现出来，就是对他人的抹杀

我一般是要么反抗，要么沉默
无论哪一种，都是错
现在我学会了一种新的，叫做道歉
可是这一招从一开始便失败

有一次我跟我妈道歉，结果被骂了一顿，说我这种态度很不好，一看就知道口不对心，不虚心接受
后来有一次我跟别人道歉，结果同样被骂了一顿
然后他们便会自说自话，觉得我没救了，自己伤感去
于是我便越发觉得，人类可以灭绝了
或者他们都好好活着吧，我可以自我灭绝了
但那也会让他们伤心啊
所以只能大家一起灭绝呀，我这也是为他们着想

我们这种人就应该被集体灭绝
然后世界清净了

那在人类灭绝的这一天，我能不能趴在天上说一句，啊，你迟到了

孤独是因为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没有敌人的
所以他们还很幸运地有立足境

我总是在甲方面前帮乙方说话，在乙方面前帮丙方说话，在丙方面前帮甲方说话
最后发现，没有什么值得我拥戴

才华总是双刃剑的，你要能跟它和平相处就会失去它
大多数时候天赋是要带到坟墓里去的
不会发光发热

任何东西都别呈现出来，才能长久
要像兵马俑一样埋起来，自个偷着乐

我这只是摘录贱人贱言，你别再封我博客。

·         陆续看到有消息说中国某媒体派了记者去了日本，记者很振奋，媒体也很振奋，然后在微博上讲述自己在日本的见闻，遭遇到困境云云。接着就引起了关于是不是应该去出丑、添乱的讨论。还有讨论“知情权是”否应该让位于“生存权”。

这件事情很有趣，再次说明了——抽象概念害死人！

being there 已经成为媒体行业共同的职业标准。那么这个being there为什么会成为职业标准的呢？其中一个理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媒体“在现场”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个抽象名词，它必须通过某种途径来具体化。比如说，在汽车火车发明之前，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很大程度的满足，但这未必与管制有关，很可能是因为人类没办法实现大众传播。后来有了电报，印刷术，电话，广播，电视，卫星，公众的知情权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人们甚至开始抱怨information overload，大众传播扩大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它的双刃剑功能也越发明显，于是网络出现，人们开始希望回到分众、窄众。

其实当分众这个概念出现，就意味着“知情权”这个概念被颠覆，至少是被重构了。”知情权“的假设是：知道的越多越好。而媒体所说的知情权还包括一层意思：公众无能力自己满足知情权，所以媒体有义务教导公众，帮助公众扩大自己的知情权。

这两个假设都未必站得住脚。首先，人们未必觉得知道得越多越好，尤其是片段化的新闻。人们必须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才能从成千上万的信息中遴选出可靠的信息；人们还必须有足够的动机和开放的心态，才能保证自己不在成堆的信息里，选择性地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信息，而避免使自己的态度更极端化。知识是祛魅的最好方法，但不代表信息的数量本身就能祛魅，这无疑是对新闻的最大误解。

其次，当公众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扩大自己的知情权，传统媒体机构早就应该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不应该再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标榜自己的借口，因为你不再是个informer或者educator，你只是一个信息provider，为公众提供某种信息选择的途径，而这途径，只是成千上万途径中的一种罢了，在知情权的市场上，你只是其中一个供应商，而不是垄断者。

曾经，信息是一个战场，新闻媒体以捍卫知情权为名，把自己当战士，把公众当白痴；现在，信息是个市场，新闻媒体再也不是战士，你和所有人一样，都只是信源之一。你可以号称是为了自己的知情权而去，但别再以公众之名，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代表知情权的捍卫者。

当然，传统媒体当然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甚至是非常必要。因为技术可以在一夜之间改换门庭，但几百年来养成的习惯，以及心理机制决不是这么容易改变。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当日本地震发生时，NHK会无所作为；无法想象汶川地震时，CCTV会不在现场；我们也无法想象，奥巴马就职演说时，MSNBC会不在现场。分众的网络时代虽然来临，大众传播却绝未退场，而大众媒体在社会动员上的功能，还是twitter和facebook无法比拟的。

只不过，知情权既然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实现，为什么非你不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记者该不该去现场？这基本上属于一个伪命题。应该考虑的是，哪些记者该在哪些时候出现在哪里的现场，去现场能干什么，如果不去现场，会有什么损失，以及谁会有损失？who, where, when, why and how，五个W，这才是问题！

还有那有关知情权与生存权的讨论，是否知情权应该让位于生存权。这种抽象层面的辩论，拜托让我们在危机解除后让位于法律和哲学界人士来辩论，当下其实压根扯不到这上面去。在这件具体的事情里，现在知情权与生存权已经合二为一了。什么时候会再有核爆，影响会多大，公众该如何采取措施，会不会有生命危害，这到底是知情权呢还是生存权？是已经受灾人民的生存权，还是即将受灾人民的生存权？空对空地讲什么这个权，那个权，你知道这个权，那个权到底代表啥意思吗？这种讨论根本就不是是否要派遣记者赴灾区采访的关键。

多谈点问题，少他妈的谈什么主义。

你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这个世界的信息结构是不平衡的，BBC和CNN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因为BBC可以做到，你就一定要做到。新闻的职业规范本来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生搬硬套的所谓职业规范，本身就是不职业的表现。这跟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样样都要跟国际接轨有什么区别？

大多数的新闻机构都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也都有其不可替代性。比如说ABC的记者可以在埃及革命的时候成为唯一可以专访穆巴拉克的记者，完全是因为那个记者的私人关系；半岛电视台可以成为埃及革命中最权威的媒体，是因为文化根源；NHK和CCTV在日本和汶川的地震中都无法互相替代；而威州的state journal在威州工会运动中则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果今天威州的state journal想要派一队人马跑到福岛去报道日本地震，号称为了满足威州人民知情权，那估计明天就会被抗议浪费纳税人的钱。

其实，派谁去现场，要不要派人去现场，从来都不是以理想或者什么知情权为导向；从来都是以是否需要，是否有能力——媒体是否有能力保障记者的安全，为记者提供必要的支援；该记者是否有专门的经验、能力和关系——为导向。你说万一中国人登月了，那媒体还不得都挤到月亮上去啊，不然岂不是无法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谁知道你是真的登了还是假的。

美国的媒体很少做这种能力之外的事情，而中国的媒体经常大无畏，不管有没有能力，不管需不需要，先要展现一把大无畏精神再说。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媒体人平时太少让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太少的机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个记者，于是灾难和危险——尤其当这件事情有更大政策空间的时候——就变成宣泄记者新闻理想的唯一出口。

还有，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的新闻教育有严重的问题。在我们的新闻教育里，只有两种面目：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打心眼里鄙视了；于是另一种占领市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尤以密苏里学派为盛，这种专业主义把媒体打造成公共精神的代言人。殊不知美国媒体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主义的载体，而它的专业主义则是以自觉的媒体批判为基础的。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从小就有media literacy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批判地看待媒体，而在我们这个大学里，最主流的新闻学课程，不是什么采访与写作，而是传播理论，政治传播，媒体批判。所以他们对于媒体能够、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过多的幻想。

俗语说：铁杵磨成针，但须功夫深。你平日里不下功夫，临阵想把铁杵变成针，都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

自从我读了博士，我在我们家就变成一个没有地位的人。

我一直都不知道读博士这件事情对我父母，以及对周董来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来说，我妈认为我这是因为没嫁入豪门而自找苦吃的结果，因为她经常会一声叹息，然后说：你看你，要是你像那个谁谁谁那样，不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嘛。通常那个谁谁谁，都是她哪里的哪个同事的女儿，嫁了个有钱仔，在市中心有N套房子诸如此类。我一开始还试图跟她讲，说我这么辛苦不是因为没嫁大款，而是我不管嫁给什么人，我都会这么做。然后她就会再一声叹息说：那好歹也会轻松点。可我其实不明白，她说的辛苦与我说的辛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而她说的轻松对我来说又是否有意义。后来，我也厌烦了，懒得再跟她讲什么，她爱唠叨就让她唠叨去吧。有一次妈妈在家里说某某嫁女，搞得像卖女儿一样，我便想，您这不是因为没卖成嘛，能卖得成，您大概也不会不乐意。

后来呢，爸妈也接受了我读博士的这个事实。然后他们便又树立了另一个观念，便是，读博士是有好处的，知识就是财富，将来读完书一定能挣大钱。这丫的狗屁想法，更TMD要命。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穷书生，沦落到穷高校，除了眼前的三尺讲台，就只有头顶三尺穹窿，脚下三尺黄土，我实在看不到可以和十年漂泊匹配的“钱途”。我实在想象不到，到头来他们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我时不时得会为此感到愧疚。但同时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愧疚。以前我每个月也就赚5，6千块钱，也没人说什么，那将来我一个月还是赚5，6千块钱，立刻就变得不可理喻，因为知识没有被折算成现金。可是，知识没有被折算成现金，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扪心自问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扪心自问求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扪心自问就算从来赚不到很多钱，至少也都还算中不拉楸，绝不会被饿死，也绝不会撑死。可是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机制决定了你就只能处在这样的经济地位，这又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个社会总要有人来从事这样的职业不是吗？大学总要开着，孩子们总是要上学，总有人要十年寒窗，最后依然清贫不是吗？我不明白这些人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于是周董会说，你是对这个社会尽了责任，但你对我们家庭没有尽责任。我他妈的不知道我对家庭哪里没尽责任了。老娘我22岁大学毕业，自问没本事生三个孩子，捞5亿分手费，但也好歹有个正常的工作，勤勤恳恳工作，别人做什么，我也不会比别人做得差，别人赚多少，我也不比别人赚得少。然后你们乐意混吃等死，我不乐意，我想求个上进，读个书，没花你们一分钱，不靠你们半点关系。丫老娘到哪里都出卖自己体力智力赚钱，每年有剩余还买点东西孝敬一下父母。将来有一份稳定的教书工作，做个大学老师，我不知道我丫哪里对不起我的家庭了。

可是我自己这么想是没用滴，因为他们已经把我定性为一个家庭的背叛者，属于人渣类型，纯属浪费国家粮食，等着别人赚钱养我，来支撑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好像我之前的理想，他妈的都是靠他们才实现的，没他们的话，我就寸步难行，躺在街边等死一样。于是，他们都伟大光荣了，他们都为我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我只是好吃懒做，莫名清高，从此被钉入不识好歹，没有贡献的耻辱柱。于是周董认为，那也不能说我没有贡献，比如说，我也许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好家伙，这下压力更大得一匹。老妈接受了我读博士的现实，因为将来会有很好的“钱景”，周董接受了我是一个穷书生的现实，因为将来会成为大师。总而言之，知识必须转化成财富，或者名望，不然便是一坨屎，还不如家门口卖羊肉串的。

于是我信誓旦旦地说，将来老娘一定要赚大钱给你们看看，操！我没有什么资本这样说，我从来都是个穷光蛋。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我红总从来决定要做到的事情，至今还没有一件做不成的。就算在哪里跌倒过，我都有本事从哪里爬起来。而你们呢，你们信誓旦旦的事情，有哪件做成功过，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述我的无能。

可是后来我一想，所以我就注定了要有一个不得清净，必须马不停蹄，劳心劳力的人生了吗？其实我微薄的理想，只是读书，教书，研究研究学问，仅此而已。可现在，我似乎不得不投入到费尽心机的赚钱大计中，不然我就是个没有贡献，混吃等死，浪费国家粮食的寄生虫，活在自己幽暗的世界，做我的不孝女。他们看着我，就像看着一根鸡肋，我看着他们，就仿佛听到爹妈在耳边的一声叹息。这样的场景，我想想都觉得恐怖。

而更恐怖的莫过于，我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可是，当大家都觉得你做错了时，你自己的价值观已经不重要了。就像红卫兵们到你们家门口指着你说你是臭老九，你就算连这三个字也不会写也没用，因为你已经是臭老九了。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个错误，至于你做了什么，压根没人care。

所以我一想，靠，老娘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我第一没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要为别人的价值观来买单；第二，我不靠你们任何人；第三，所以你们夺不走我任何东西。你看，你们都说我太过好强，太过倔强，可是你看不好强能行吗，不倔强又能怎么办呢？不好强连爸妈都瞧不起你，不倔强做什么都要看别人脸色。像我这种贱人，进取是为着一份尊严，退守也是为着一份尊严，不进不退还是为着一份尊严。这就叫做，天作孽，犹可恕，自做孽，不可活。

今天跟导师谈了一下午，讲到说毕业论文的方向，我说我想做epistemic motivation和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以及attitudinal polarization有关的内容，试图探讨民主参与中的intra-personal processing和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作用。导师便说，回家先找杜威来看。

话说杜威老兄是这么多老同志里写文章最容易懂的一个了，比哈贝马斯同志和阿多诺同志那叫容易懂多了。美国人民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比德国同志厚道，比较照顾像我这种愚钝还精神不容易集中的同志。杜威先没找到，先找到一篇批判杜威的民主阐述的文章。看完之后背脊发凉，深深意识到经过这些年日积月累的empiricism的熏陶，我已经没有办法把老杜同志从我的精神里赶走了。

文章里说：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f what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consists in, and Dewey rejects the idea that it consists simply in processes of voting, campaigning, canvassing, lobbying, and petitioning in service of one’s preferences; that is, Dewey hel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ly deliberative, it consists in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to engage in communicative activity by which they may “convince and be convinced by reason” (MW10: 404).2 Dewey thought that such deliberative processes were fit to govern not simpl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but the whole of social association. In fact, Dewey held that 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 (LW13: 155) rather than a kind of state (LW2:325); it is a mod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must affect all modes of human association, the family, the school, industry, religion” (LW2:325). In this way, Deweyan democracy is deep. It is an ideal and a “morale” (LW13:166)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state and its mechanisms; it reaches into the whole of our lives,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Dewey characterized the democratic morale in epistemic terms; he likened it to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LW13: 168).”Characterizing this attitude, Dewey wrote,

Some of its obvious elements are willingness to hold belief in suspense, ability to doubt until evidence is obtained; willingness to go where the evidence points instead of putting first a personally preferred conclusion; ability to hold ideas in solution and use them as hypotheses to be tested instead of as dogmas to be asserted; and . . . enjoyment of new fields for inquiry and of new problems. (LW13: 166)

丫，虽然我从来没有读过杜威关于民主的阐述，可是里面的每一个字都那么熟悉，熟悉到好像这个东西已经长到你的身体里面。想来这是多么必然的结果啊。当你用同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来看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必定是同一个厂家出产的，型号、规格、颜色、气味都如出一辙，如有雷同，绝非巧合。于是我又觉得，很庆幸我最初的学术启蒙不是始于杜威，而是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美国人的盲目乐观和德国人的醒世悲观需要中和一下，才可以打开人的心灵，让更多的人进来，不然只会互相鄙视。

好吧，那我还是暂时不要搞德国人了，我还是先搞搞杜威老师吧，好歹也是能看懂的先搞，看不懂的搞死也是看不懂。

政治是多么地残酷。对于没有经历过两难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人来说，一切对自我行为的预测，都是潜意识的美化。

昨天老方说，如果在总统和富翁之间选择，他宁可当富翁也不要当总统，因为当富翁才自由，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当总统则不行。他说他更珍视自由，而不是权力。

我笑说，你当乞丐也可以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尤其是夏威夷的乞丐，你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起来到教堂门口等派盒饭，然后下午躺在沙滩上继续睡。他说这简直是他的理想生活。我问，那你是想当中国的富翁，还是夏威夷的乞丐呢。他想了想说，中国的富翁。便又自叹说，所以他其实既珍视自由，也渴望权力。

而对我来说，自由与他人无关，真正的自由，只深植于人们的内心。借助外力得来的自由，都是被他人规定的，你根本无法选择自由的种类，也无法定义你所能享受到的自由的边界。试想你现在很有钱，是个富翁，你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财富和时间，可以时不时捐点钱给什么地震孤儿，这时你感到精神和物质都很富足。可是如果你又变得更有理想，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国为民，你觉得应该搞个NGO，为穷苦人民服务，然后搞不好便碰了很多钉子。然后你不得不变得更有钱，这样才能克服更大的困难，扩展你的自由疆界。等你更有钱了，如果你就此满足，便也罢了，你尽可以享受这个界限里的自由，但如果你又突发奇想，又有了更大的理想，这个自由也许又变成了束缚，于是你不得不变得更更有钱才行。

就这样，你变成一个商人，从别人的手里买自由，给多少钱，别人就给你多少自由，然后你还很得瑟地高呼：自由万岁！其实你用金钱换来的，只是支配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权力”，而决不是“自由”，因为你并不拥有获得自由的“权利”。

而且你还必须求爷爷告奶奶别让自己成为一个太有用的人，因为太有用的人也太容易被人利用。也许有一天卖给你自由的那个人，突然看上了你的东西，非要雇佣你做丫的打手。你可真是说好也不是，说坏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假装说好，其实不好也不是……你就自由去吧。

所以其实我们压根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无法克服的直觉和力比多驱动，我们无法克服力比多的作怪，也就慎谈理性与自由。有一些场景，只能出现在YY里，尽付笑谈中。

埃及不可思议的18天再次把全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到革命这件事情上来。你要说埃及人民创造了多大的历史吗？YES and NO！让一个统治了30年的独裁者下台，对于埃及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地方来说，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没法比。你要说不通过暴力流血而从一个独裁国家向民主转型，先别说是不是真的能民主化，光是赶人下台也不算很新鲜。不过当然，对于近30年生活在埃及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critical point，过去和以后都再也不会遇到。

革命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振奋的，但革命这两个字在每个人心中勾起的想象是不同的。在我们那个回埃及闹革命的同学心中，现在革命重建了他对集体行动和人道主义的信念；在土生土长于美国中西部威州的Michael同学眼里，革命和民主没啥关系，这件事情和娜塔莉·波特曼怀孕一样，只是条新闻而已；在曾经有过革命激情，并参与过社会运动的导师眼里，神马都是浮云，只是再次勾起了内心深藏的年轻时代的记忆；对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今在一个安宁的环境清心读书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和9·11本质上是一样的：好莱坞的至high现实版。一部叫做《暗夜骑士》，一部叫做《勇敢的心》。

不过我们和michael毕竟是不同的，革命跟他真的是屁点关系也没有，那些有关成败得失，牺牲和炮灰，长痛与短痛，稳定与进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丧钟为谁而鸣的两难问题，他都不太会遇到。美国人民每四年要做一次二选一的选择题，却很幸运地避开许多尴尬的两难处境，不太需要时不时把灵魂祭出来拷问鞭尸。

而我们就完全不同。最近和中国同学碰到讲起埃及革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唏嘘一下，然后或叹气或庆幸或不知道什么滋味地说，我们中国就不会这样。我不知道这句话里到底是酸楚多一点呢，羡慕多一点呢，鄙夷多一点呢，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点。但是，当你直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了，你有合理的理由把它扩大类比到中国的身上，并且认为这是一件可能会在中国发生的事。因为当你和美国学生聊这个事时，他们绝不会立刻牵扯到自己身上来说：我们美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连想到没有想过埃及革命可以给美国带来什么。

在我的同学里，景同学是个真正对社会事务高高挂起，漠不关心的人；刘洋态度模棱两可；文捷则有知识分子美好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理想；我则是个刻薄的犬儒主义者。

于是文捷说：我们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所以才无法推动社会进步。

我说，那我岂不是炮灰档。首先不我太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别人，其次我也不想忽悠别人跟我一起做炮灰。

导师坐在对面大笑说：文捷想忽悠佳雯去自我牺牲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文捷说：我们说创新曲线里面把人参与社会行为分为革新者，早期跟从，晚期跟从什么，她这种人肯定不会是革新者。

导师又笑着指着我说：她啊，不但不会是革新者，就算这个曲线走到了最后尾段，所有人都加入了，她也不会是加入尾段的样本。

我笑着说没错，非常精准。

文捷于是疑惑地问：那你活着干吗？

我说：没干吗，我就看着。你们民主也好。独裁也好，革命也好，我就看着。别忽悠我去做什么革新派，也不用指望我有一天突然背信弃义。

我说我这保守派最大的好处是，革新派中的某些人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势下会突然变成激进的保皇党，而我这个保守派，不管在任何情势下，我都不会变成保皇党。无论是坚定的反对，还是坚定的力挺，我最好都离他们远远的。革命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的，这种需要站定一个立场的事情，我做不了。

后来导师说，他想起当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在播音的时候突然开始播报广场里发生的情况，说军队开始进入广场，又开了枪如何如何，这段直播只有5分钟，接着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在电台里出现过，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们说这丫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去做这件事。导师想了想说，他觉得如果他是在这样的位子上，在那样的情境下，应该也会这样做。

文捷立刻说：所以你需要佳雯在边上拉着你，她打死了不会那样做。

我说：那你错了，我说不定比你更容易这样做。如果我能够一直保持冷静清醒，我就是那个永远在边上看着，只要没人逼我，我就可以永远不站队的人。不过我也是一个人哇，我都不是一个永远理性的动物，而且我还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尤其是当我感到有人逼我的时候，我决不是一个保皇党，所以我都很容易做出违反自己理性的事情。也许事后反省，你会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但也明白，在某些情境下，必须这么做，别无选择，但这并不代表你理性上的正义。

文捷说，如果是她的话，她可能只会拒绝继续播报他们给她写的稿子，而不会冒险去播报真相，这样至少可以不用表态。

我说：你别傻了，党把这么重要的话筒交给你，是对你莫大的信任。你今天说你拒绝播报他写的稿子，其实已经是跟他的决裂，跟你勇猛得把真相广播出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导师说：是这样。其实选择走到话筒前面，把事情公开，也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策略。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拒绝播报是一种决裂，而这种决裂只发生在你个人和组织之间，没有第三方来支持你；而如果干脆把真相公开，可能你会得到更多第三方支持，也许反而是条生路。因为在这种情境里，你想表示中立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人，那就是敌人。

其实我一直很忌讳说民主这个词。这一方面源于我对民主制度一向心存怀疑，无法坦然接受知识分子们鼓吹的民主变革；另一方面源于内心对社会变革的恐慌，生怕对变革的期许过甚，便会丧失现世生活的能力。

于是对于那些赴汤蹈火的民主斗士们，无论是获得诺奖却无法领奖的，还是坚持诤言而被迫下岗的，虽也心存尊敬，却始终无法感同身受。于是当512地震发生的时候，当媒体不断为公民社会的来临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虽也为人们突然之间爆发出的良善而感动，却也对其所谓的民主意义保持怀疑。即使我来到美国，即使我天天可以呼吸清洁自由的空气，天天看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堕胎、医保、非法移民而互掐，这依然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并不能给个体带来多大的幸福感，我保证生活在美利坚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焦虑、恐慌、狭隘和对政治的犬儒，丝毫也不会比生活在没有facebook，twitter的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少。当然，我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相比集权来说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上的重大进步，但这决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关键是，是不是只要我们有两个党，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党，就只能束手就擒，无法作为？民主是不是一个只有在民主制度框架下才能实践的“富二代”？

一个政治理念如果不能被个体普遍地实践，那也只是死灰一堆罢了。中国的儒家伦理为什么长盛不衰几千年，就是因为简单易行，人人都能通过日常的伦理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民主的实践，选票决不是唯一的途径，在美国，它甚至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投票率越来越低，政府和媒体不得不整天在电视上想尽办法哄选民去投票；金元交易越来越正常化；犬儒主义越来越兴盛。选举这件事情，早就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存在，而渐渐失去实用功能。

如果美国的民主只停留在永远的两党交替，四年一次的选举盛事，那么美国的民主已经基本上是末路狂花了。而支撑美国式民主继续茁壮成长的，并不是选票，而是学期末的每一次教师评分时，教师必须离场；布置作业之前必须把评分标准和样板公布给学生；所有以人作为对象的研究之前，必须有详细的研究方案，通过IRB的审核，以保证你没有侵犯被访者的权益；学校裁减经费时，系里所有的助教自发开会考虑对策……而支撑这些实践的理念，其实都不是美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后才有的，而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的，美国式民主，脱胎于强大的社会实践。

于是我明白了，其实“如何实现民主”这压根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的假设是：民主是一个目的，是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去实现的结果，而如果抵达不了那个彼岸，便无法实现民主。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若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制度，那当然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标，这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嘛——作为道德理想国的民主最后也覆灭了。而这个假设对中国目前来说其实也意义不大，因为可能很多人到死也抵达不了这个目的地。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民主不是目的，而是过程；不是制度，而是实践。不随意雇佣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有多难？要一个老师精心准备好教学大纲，并在布置每个作业时向学生公布详细评分标准又有多难？

我从来都不信乌托邦，所以我知道，也许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实践远比推翻一个政党，重建一个制度难得多。我们改变不了国家，改变不了社会，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无论是投票、工会、还是抗议，民主的核心都是协商，目的都是达成共识。什么叫协商？很简单，今天你跟一人说，他的文章写得很烂，简直是狗屁不通，瞎扯淡，你一个字也不能同意。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关上了通过民主协商走向共识的大门。也许你不妨倾听下对方是怎么说的，问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当然，也有可能你充当了好人，理性得跟人分析了他文章的得失优缺，丫很不耐烦地说：你什么都不懂，我不想跟你讲。所以说，民主是一种态度，是允许他人存在的大气，别老心里念着拍死别人；要宽容，尤其要宽容别人的不宽容。

不过，我也依然明白，协商共赢的大门是随时随地都会被关上的，要想不用强权获取利益是很难的，这就是天命难违，我还不至于傻到要人克服天性的弱点。事实上要忽悠一帮为民主而献身的斗士是很容易的事，而要培养一个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能秉持民主态度的人才是最难，估计地球人在外星人进攻之前是无法醒悟的。但即使如此，这也比闹革命现实可行得多，至少不必为此抛家舍业。

我有一个朋友，上海烧了一个楼的时候，她去胶州路献花，感动得一塌糊涂，回来跟我说她觉得为社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又有一次，他们家小区一保安被一蛮横的住户打死，她便大骂外地人不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去表示抗议，或者支援一下你们那保安，她说没有，这不关她的事。

所以，当她在胶州路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便觉得这不过又是一出荒诞剧。我总是提醒自己，尽量不要拿道德伦理来衡量人或事，因为让人舒展本性的善与恶，也许才是最大的自由？也总是提醒自己，不能以一件事的错来抵消另一件事的对，反之亦然。但也都总是提醒自己，一个人一时的善与恶，都决不是故事的全部。所以，感动的时候，并不能停下我的怀疑；作恶的时候，也不会就此磨灭我对善的信心。

可问题是，尽管恶之花一定是常开不败的，人类也不可能把它从身上剔除，但这是否意味着就应该立刻缴械投降，放弃对卓越的追求呢？

我还有一个朋友，台湾来的，学的是家庭教育。前几天一起坐车的时候碰到她，问她是否准备回台湾工作。她摇了摇头，说台湾的教学氛围不好，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研究文化，若是想做研究，还是留下来的好。我想说，你说得甚是。然她接着便尴尬一笑，说：可是想想，越是如此便越是陷入恶性循环，反而越难改善台湾的学术环境，有时她也觉得可能应该回去。我安慰她说，你能这样想便很好，至少将来即使你留下，都还惦记着要为台湾做点什么，这就够了，并不在乎你人在哪里。

其实在海外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你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又逃避了祖国发展带来的恶果，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这里面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本身你给出的论述是否合理。论述内容的合理性，与我的身份是无关的，就像我指责别人杀人，与我自己是不是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属无关。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只是旁观与批判，而的确没有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切实得付出过努力，那么，我的确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你可以指责我没有承担责任，但你并不能因为我没有承担责任，而否认我批判的内容。

可问题是，社会责任是否是必须的呢？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别人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呢？

我想，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社会责任当然不是必须的，没有人可以强加给任何人什么社会责任，没有人可以要求我必须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生命的自由。可是，从个人伦理的角度，难道每个人不都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吗？曾记否？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我而鸣嘛。

虽然我提倡个体的社会责任，但却很讨厌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名言警句。我觉得这恰是与个体社会责任完全不相容的价值观。个体责任假设的是个人的独立性；没有所谓的万民，只有所谓的个人；没有所谓的天下，只有所谓的作为共同体的你我；我对社会进步应尽的责任，是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是基于对某种文化形态的认同，但绝不是因为个体对国家的依附。反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恰是把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完全剥夺，陷入绝对集体主义的泥潭不可自拔。

个体的社会责任，并不应该以深刻的自我牺牲为标准。若是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标准，那么个体责任，未免成本太高，门槛太高，太不具有普遍的实践性了。什么狗屁“为国为民”，无论你想自己以一己之力，还是期待看到别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社会进步，最后都只是一场造神运动。事实上，和平年代，改变大众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

要做一个战士，是好容易的，要做一个独立精神的人，才是最难。当你被大众寄予厚望去力挽狂澜，改变现实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独立的了。

个体责任的界定已经这么困难，实践就更加难以捉摸。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指责纳粹集中营的党徒或者工人们缺乏个体的社会责任，但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辛德勒，事实上你想做辛德勒，也没这能耐不是吗？我总会想起电影《朗读者》里凯特·温丝莱特的台词：我只是一个看门的。一个看门的女人，在被安排进纳粹集中营做门卫的时候，她能够承担怎样的个体责任呢？这个问题，我完全无解。正如三鹿奶粉厂里的女工们，该如何承担她们的社会责任，以避免三聚氰胺这个结果呢？我也完全无解。

是否在某些历史和社会语境里，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意味着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呢？我相信，答案绝不应该是如此。但我也知道，事实上世界上有一些人，注定要接受物质和精神双重尴尬、卑微的命运的。

其实这篇博客呢，完全是从上个关于移民的话题延续下来的。有人为了孩子而移民，有人为了自己而移民。但同时也有人为了孩子而归国，为了自己而不移民。

女一号：年界三十，某500强工作，有车有房有夫即将有子，还有几套房，家境不错，也就是小富即安；称不上官二代，上面也好歹有点人。堪称魔都生态最中坚分子。我说，有钱人都想移民，您可有移民的打算啊。答曰：不想。问：为啥。答曰：移民第一代都很辛苦，我吃不起这个苦，也不想吃这个苦。问曰：那你家娃呢？答曰：若是一男孩，就高中送到加拿大去读书；若是一女孩，就让她投奔复旦，然后毕业嫁人。

女二号：年龄相仿，也是某500强工作，前些年辛苦赴美，又风尘仆仆赶番回来，现如今也是家庭事业两厢得意之时。当年问其为何要归国，而不把孩子生在美国，答曰：思量多时，觉得自己留美也难融入主流社会，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这对于自己和孩子来说，也未必就是公平。

不过我现在想想，美国人其实远没有那么嫌贫爱富，没社会地位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当然咯，在中国如果有社会地位的话，获得的那份心理满足却也是在美利坚享受不到的。

不过，这倒是很有趣的另外两个案例，说明这世上并不是只有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也不是只有高知高能的剩女，更不是所有人愿意牺牲现在成全未知的将来。但他们和昨天的那两个人，却也有共同的一点：都准备，也都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到一定年龄后赴美读书。

那么十八年后，当这样的两个孩子，和之前的两个家庭的孩子在美国的某高校相遇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便想了一下我去年和今年班上的两个华裔小孩，还有我导师的小孩。去年班上的男孩子是个南京人，读化学，去年来到麦城。他跟美国人一起住在本科生宿舍，但却还是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做着中餐，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每天主要是读书。从本质上来说，他和我没什么区别。

今年班上的男孩子是个彻头彻尾的ABC，不会讲中文，但是能听得懂。有一幅中国人才有的谦逊、低调的表情，与美国小孩的懒散睥睨完全不同。从课堂表现来说，他比很多美国小孩好得多，积极，认真，但当大家都争相讨论的时候，他往往是沉默的。他也不热衷于参加社团活动，经常是独来独往。也许他的家庭让他更像一个中国人。

导师的儿子，也是个彻头彻尾的ABC。他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者，家里经常招待朋友聚餐，读的是政治学，理想是成为个政治家，还搞了个自己的竞选badger贴在家里的冰箱上。一个忠诚的民主党拥趸，经常参加各种拉票活动，今年中期选举，丫还去帮Russ Feingold 竞选团拉票。而这样的兴趣当然是与家学渊源密切相关。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华裔学生是这样一幅图景，但你却并不能依此推论十八年后的情形。十八年后的中国是否会和美国更接近，还是越来越分道扬镳，这点我完全无知，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全球化的趋势只会越演越烈，而这个趋势的结果就是，全球中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会越来越趋同。我要我的孩子融入的，不是一个美国社会，而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全球化社会里的人口流动是什么样子的？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国别的认同，这在美国尤其如此。我班上一同学来自东欧，丫那英语讲得真是天知道，但是丫和班上的同学搞得极好，丫上课一讲到文艺复兴就很high。我一狮城的同学现在Michigan读书，除了成天抱怨吃得不好以外，cultural shock倒远没有我们中国学生感到的强烈。其实孤单感并不是来自于亲人朋友的缺失，而是来源于认同的缺失。中国学生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太鲜明而强烈了，而我们受到全球化视野的熏陶也太晚了。这点，我们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都是狭隘傲慢的动物。但如果你认为十八年后，人还是以国别来进行严格的区分，那未免太幼稚了。

而我们的下一代，将是中国这百多年来第一代正式的，能够将社会阶层平安传承的一代。想想我们的父辈，祖辈，以及再上祖辈。西方人研究社会分层，说教育、父母的职业、收入等，对下一代的社会阶层具有多大的影响。可是这套模式几乎在中国的这几代人里无法适用，至少也是勉强适用。除了很少数家学渊源的官宦人家和富商巨贾外，我们大多数的祖辈经历了战争和贫穷，几乎毫无教育和职业可言，他们对我们父辈的前途，几乎毫无影响，因为我们的父母大多数的教育经历，都在某个时期被国家强行一刀切断了，在他们的这一代里，教育程度这个变量几乎是没有variance的。至于他们的收入，在他们30岁的时候全国人民每个月挣37块半，你又如何从他们的职业收入来预测我们的未来。

“官二代”、“富二代”的传承方式的确也对80后的前途影响深远，但与正常的阶层传递不同的是，这些二代们的阶层传递是通过直接的权钱交易、财富转移而实现，这种传承方式的可持续性非常脆弱；而正常的社会阶层传递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家庭教育方式，人际网络的建立，性格的培养，文化的传承等等。所以70、80年代出生的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代受到正规全民教育、回到社会发展正轨的一代人。而他们的下一代，那些00后的孩子，也将成为第一代通过间接传承方式培养起来的人。

所以，也许十八年后坐在一个教室里的这几个华裔后代，除了一个有选举权，一个没选举权外，已经无甚分别。全球化会让国家认同变得越发脆弱，而更广泛的文化认同，生活方式认同，让你到任何地方生存，都可以很坦然。

很多人焦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庸人自扰。这个世界从个体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说不定明天走出去被雷劈死；但从宏观来说，规律一直都在。你看不懂历史，就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未来，就没有现在。

由于有钱的人多了，想移民的便也多了，而碰到想移民的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最近便听两个人说了丫的移民大计，听完他们的移民大计后，红总失笑，原来中国人的终极理想，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女一号：年方30，某国有银行下属支行的行长，堪称事业有成，风华正茂。丫最近正撺掇着要移民澳洲，原因是伊男人正在办澳洲移民，伊于是在考虑是否要辞了工作跟随男人一起移民澳洲。这本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毕竟要一个人放弃自己风华正茂的事业，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你到了澳洲，便决不可能再当上什么银行的中层，有风光的社会地位。所以你唯一的选择，便是呆在家里当housewife，然后花上几年的时间建立起当地的人际网络，融入当地的生活，生个孩子，接着，你也差不多40岁了，还工作个屁啊。但显然她不是这么想的。她想的是，那里有蓝天白云，白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下午可以去看海、放羊，晚上可以去雪梨歌剧院听歌剧，给老公孩子做个饭，享受极乐世界，人间天堂，而不用像现在这样担心每个月的业务量，担心房贷啥时候还清，担心早上出门是否会堵车，以至焦虑得早生华发。

男一号：30有余，有车有房有妻有子还有生意，典型一中国社会不用为物质操心滴中产阶级。丫也踌躇着要移民，原因是为了孩子能在一自由、轻松的环境里成长。“为了孩子”是这年头中国移民最普遍的说辞，这当然也是用心良苦，值得嘉许。丫未来的美好生活是这样一幅图景：早上可以在海边听涛声，跟孩子们在沙滩上玩耍，下午可以打打球，看看闲书，晚上可以在房里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我说，那你孩子呢？他说，孩子当然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养，且有个更宽松的环境，不用如我辈这般辛苦，想努力当然也是可以的，不想努力也不用做得很好。

原来这就是很多人对发达国家的rosy illusion，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桃花源。可为什么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呢？于是红总一直扮演一个不知好歹的角色，提醒丫们过程的艰辛和可能面对的困境，而居然又得到了同一的答案：丫二人都表示对未来的困难有充分的预估，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丫说得这么斩钉截铁，我都不好意思再说NO。原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与智商无关的。

其实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像女一号这样的情况还蛮多的，但像男一号这样的案例并不多。我们这里最多的款，是8、90年代留学潮出来，然后在美国读书、工作，成家、立业的人。他们大多数男人供职于学校、IT公司，或者搞个自己的农场，种西洋参，女人在家生孩子，带孩子，等着孩子长大了参加个什么国际象棋大赛，或者钢琴大赛。这便是典型的中产家庭了。然后还有一些则是靠唐人街为生的早期移民，他们大多在唐人街住了几十年，开一家中餐馆，养几个孩子，但却始终无法挣扎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而大多数选择移民的人，其实是不会选择我们这种中西部城市的，最多的是LA和纽约，至于南部，中国人一向是有种族歧视的。

而在我这里读本科的华裔小孩，也分几种。一种当然是现在最流行的，父母有钱，便送出来读大学的本科生。他们基本上来说，早就无法长成美国心了；另一种是家里更有钱、也更有关系，中学便送到美国来读书的，但能否真的融入美国社会，我发现这完全取决于他所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是能够融入，而社会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则明显徒有美籍的外表而始终长着一颗中国心。第三种是最好的，便是人称ABC，在美国土生土长，父母皆有体面的工作，从小没经历过什么家庭转型的那些。他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轻轻松松过活的孩子。

当你决定来到美国，你就要开始学习如何遵守美国的生存法则。美国不是个社会流动频繁的国家，父母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对下一代的影响，绝不亚于中国的社会分层指数。我的社会分层课老师，他父母是个牙医，他自己是大学教授，他女儿是个律师，经典的中产DNA传承路径。而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排行指数里，资产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当然咯，如果资产多得像希尔顿那样，那另当别论。而你的父母受到过怎样的教育，有什么工作，有怎样的社会交际网络，能给社区带来多大的价值，受到社会多大的尊敬，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心理和孩子如何定位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有深刻的影响。如果你的家庭被主流社会隔离在外，你很难想象孩子可以轻易融入他的同伴中。

中产——这不是一个以金钱考量的概念，而是你这个家庭整体社会价值的代名词。当你决定放弃在中国的行长职位而去做一个家庭主妇，当你决定靠积攒的资本去美国寻觅一个桃花源的时候，你是否做好了从此告别中产的准备了呢？

其实，当你决定改天换地的时候，桃花源就已经不存在了。当你从中国移民澳洲，是，没错，你一步从一个动荡的社会迈进一个安稳的社会，但，你也一手打碎一个安稳的家庭环境。安稳的社会环境 vs. 安稳的家庭环境，到底哪个对孩子的成长更有价值呢？

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前途，那就送他们出去吧；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活得更轻松，那你自己先要生活得很体面，很轻松。